支振鋒: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顯然是一場難以速戰速決的戰鬥。在武漢發起人類第一場針對新冠病毒的人民戰、總體戰、阻擊戰之後,中國的超級都市上海最近又經歷了一場疫情防控的鏖戰。北京目前也在嚴陣以待。

巨型國際都市的疫情防控本就不易。紐約、倫敦等一些西方國家超大城市選擇“躺平”,不僅是對老人、兒童等易感染者生命健康極端不負責任的殘酷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,在病毒持續變異、後續危害難以評估的情況下,更構成對其民眾甚至更廣泛人群生命健康的嚴重威脅。在全球人員、物資流動頻密的今天,美歐疫情應對模式為全球疫情防控帶來更多困難和不可控因素。

堅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,中國疫情防控只能走自己的路。但對上海、北京這樣的巨型城市而言,2000多萬人口的物資供應、區域封控中的秩序維護、大規模核酸篩查的組織、慢性重症及有緊急醫療需求者的生命健康、醫療與疫情防控設施等資源的分配調度,尤其是緊急突發狀況的應對,可謂千頭萬緒,異常複雜。這種情況下,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,採取更加有效措施,努力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,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,就成為必鬚麵對的嚴峻考題。

事實上,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為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極限考驗,不僅是極端條件下艱鉅的“物資供應戰”“物流暢通戰”“醫療救助戰”“組織協調戰”“權益保障戰”,還是發動全民抗疫的“動員戰”,紓解居民心理情緒的“關懷戰”。特別是在網絡時代,面對認知歧異和復雜聲音,還必須打好增信釋疑的“輿情戰”甚至反制境外歪曲或誤解的“信息戰”,從而打贏凝聚全民抗疫信心的“共識戰”。

從這個意義上講,輿情應對已經成為國家治理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。一方面,輿情就是民情。 14億多人口、國土遼闊、文化多樣、變遷迅速而且還發展不平衡、不充分,這樣的大國治理必然伴隨複雜的不同群體之間利益碰撞。突發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期間,更是如此。另一方面,也須認識到信息時代輿論的複雜性,對那些明顯的“帶節奏”行為予以及時澄清甚至必要時依法嚴查。

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,是在核擴散、氣候變化、網絡空間、恐怖主義等接連出現的背景下,人類社會經歷深刻變化的又一體現。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的影響都是全局性、整體性的,沒有誰能獨善其身。世界真正成了地球村,人類真正前所未有地成為生死相依的命運共同體。個人與集體、社會、國家的“群己權界”正在面臨重新調整。西方工業時代形成的自由主義、個人主義甚至個人至上主義理念,需要根據新的情況進行揚棄。

這也是我國《憲法》規定緊急狀態,並製定《突發事件應對法》《傳染病防治法》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》以及《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》《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》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,以在突發事件中最大程度減少對公眾健康造成的危害、保障公眾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的宗旨所在。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,對公民權利進行臨時調整,甚至依法進行必要克減,往往是別無選擇的權宜之計,也是現代任何正常國家的通行做法,我們應該給予理解和支持。

適應疫情防控複雜艱鉅形勢下群眾工作新特點新要求,永遠把群眾需求放在第一位,深入做好組織、宣傳、教育、服務群眾工作,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、幹在一起,風雨同舟、同甘共苦,就能凝聚起全面抗疫的有力共識,打贏這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大戰。 (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)

(來源:環球時報)